王庆松：“笨鸟”不后飞

学院的反思

九十年代初期，已当过数年石油工人的王庆松又进入到美院学习。那时的他，已经比一些老师年龄还要大些。但美院带给他的，却不如预期般理想。当时正值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开端，展览与市场问题正逐渐成为艺术家首要思考的方面，而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美院内部。在美院，老师忙着各处办展，作为学生的王庆松自然没有学到更多东西。但这段在校时间，却是一个重新反思的过程，王庆松得以安静了下来，仔细考虑着将来的方向。

93年一毕业，王庆松立刻去到了北京。此时的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反传统，延续到九十年代仍旧有着的“叛逆”个性。用王庆松的话说：“对待老师的作品，我们都是扭头不看的状态。”而此时的绘画，确也面临到与现实社会文化脱节的问题。绘画将走向何处，视觉的前卫形态又是什么，王庆松思考着。

群体的合谋

群体是八十年代的普遍现象，而到九十年代初期，艺术家仍以群体形象出现。面临绘画艺术的出路及个体谋生问题，王庆松和一帮朋友“制造”了“艳俗艺术”。所谓“艳俗艺术”，是九十年代初期“政治波普”逻辑在消费领域的进一步延展。“艳俗的确是我们合谋出来的”，如今谈起来王庆松也并不避讳，“当时很多批评家也都看过艳俗，他们觉得艳俗就是垃圾”。

失语者系列3号，220x175cm,1996.布面油画，王庆松

90年代，尤其是92年开始，中国国内整体大众文化生态发生巨变，流行音乐、泳装、人体摄影画册、西方人体油画等开始在国内泛滥开来。从身体“启蒙”开始，国家对大众文化严格管控的时代一下进入到了开放的九十年代初，而这种转变带来的冲击力也是巨大的。作为艳俗艺术群体一员的王庆松，此时想要找到一种民俗的、大众的、商业的视觉图式组合。“艳俗”的本质便是“低俗”，“而今后中国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以‘丑’为主的群体和展览了”，王庆松说。

处在边缘地带，拼命追逐市场与名利，这是艳俗艺术家艺术之外、现实之中赤裸裸的“俗”：对艳俗艺术家来说，市场是可以预设的。而面对现实，这种市场却并不存在，大量作品并未获得藏家的青睐，“我们本身就是俗，如果是俗还有人买，那就是对于俗的纵容，我们就事要以很高价格卖给他（她）。”而由王庆松的话语，我们却得以还原到了“艳俗”的另一面——其在“俗”的同时亦包含了很多行为层面对现实社会的嘲讽，另有着波普兼具达达的行为特点。

群体引发的关注往往大于个人，而这正是群体的优势。但任何的集群，无疑也都是对具体个人的遮蔽，仅对小部分人来说起着提升作用。所以，在群体内部，每个艳俗艺术家都拼命将自己与“艳俗”绑定，“毕竟，对于每个群体来说，真正最后出名的也就是两三个人”。

王庆松一早便看透了这些，加上绘画带给他的无力感，他逐渐偏离了绘画走入了观念摄影。所以，对于“艳俗”内部成员的恩怨纠缠，王庆松早已没有了兴趣。1996年，作为一个总结，“艳妆生活！”展览后又三年，天津泰达的展览后不久，“艳俗”艺术家们便散伙了。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1号，300×175 cm, 丝绒油画t, 1995-1996, 王庆松

匍匐中前进

乍见王庆松，你会被他身上显现出的“拙”的特质所迷惑。而真正接触后，你才逐渐会看到另一个严谨、敏锐的王庆松。

王庆松说自己是只“笨鸟”，因此注定不是“先飞”的一类，而“后飞”又是有风险的。所以自己既不要“先飞”，也不要“后飞”。对于机遇的精准把控，却与他平日的隐藏收敛是相同的。所以，王庆松更称自己的状态为“匍匐前进”。

“艳俗”退潮后，2000年，王庆松很快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据他回忆，只展出十四张作品。这次展览是在一个“并不当代”的画廊里展出的。而展览，却是以荒诞开场的：开展前，王庆松和画廊老板相约各自邀请宾客，画廊老板吹嘘说自己已发了三千张请柬，而王庆松也承诺邀请朋友过来。但展览开了半小时，竟没有一个宾客。直到半小时后，才陆续有人来看。他俩各自打了“小算盘”，竟谁也没有邀请人。

但就是这个只有十四张作品、展出周期也仅仅一周的展览，在当年竟然很多人都看过，其中也包括了诸如中国当代艺术“F4”（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的许多艺术圈大腕。以至于过了很久，有人见到王庆松还对他说当年自己看过那个展览，让人印象深刻。

1995年过后，中国观念摄影发展起来，相关的展览逐渐多了起来，但很多观念摄影的艺术家还是以联展的团体方式亮相。就在这时，王庆松果断地在2000年举办的观念摄影的个展。然后，王庆松说“很多人又都傻了”。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善待机遇，把控时机精准“出拳”，这是王庆松“匍匐”哲学所达到的结果。追溯往前，这种个性在他早年便有体现：当他还作石油工时，有次受到挑衅的王庆松曾将一个壮汉猛击至求饶，让所有工友震惊不已。

“匍匐”然后“出击”，这让王庆松长久的沉默变得更有力量。

艺术的尺度

2006年的伦敦举行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文化盛典——“2006年中国在伦敦”。此次活动，伦敦市长肯·利文斯敦邀请了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李宇春与自己一同参加新年点灯的活动。而在当时，其实肯·利文斯敦一同邀请了两个人，另一个便是艺术家王庆松。接到邀请，但听到要与明星共同出场时，王庆松果断拒绝了。艺术家与明星，王庆松本能拉开了距离，而对今日中国当代艺术的明星化、秀场化，他更是反感。对于这种现状，他甚至用“无聊”来形容。

很多人认为王庆松是个幽默的人，但王庆松自己却并不认同。他说自己骨子里并不幽默，只是客观地述说了一些事物罢了。这种“幽默”，既是他的创作方法，也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即深入发掘时下矛盾点，并将冲突提取予以凸显。而幽默加之反讽的修辞方式，更体现出的乃是“解构”的后现代策略——一如他在“艳俗”初期便持的艺术态度。幽默并非没有限度，而王庆松很知道这个“度”。而一旦为幽默设置了上限，幽默便不仅仅只是博人一笑，而更具有消解与批判的反思力量。以此为根基，加之“剧场性”和“戏拟”为主要特征，王庆松构筑一个个荒诞并与现实平行的叙事性场景，以反思社会现实并发表“记者版”无声的见解。

宋庄的房子

围绕王庆松有很多“传奇”故事。流传甚广的莫过于“宋庄宅子”的故事：传说圆明园时期，一位无名氏客串中国当代艺术，因为久仰了王庆松的大名，某一天在没有任何条件附加情况下为其在宋庄购置一套大宅，而后便消失无踪。

向其求证，王庆松哈哈大笑。的确在宋庄有一处别人送的宅子，但赠房人并非不认识，也没有从此消失，而因为赠房者这一举动，王庆松更是十分仗义地回赠了他几张大画。因尺寸之大，风格之全，着实是让赠房人吓了一跳，反而被他的义举“几乎感动哭了”。至于这座“大宅”，王庆松住了三年后也搬了出来。之后大宅便在艺术家中流传，成名了的搬出去，然后换下一个北漂艺术家来住。就这样，宅子在宋庄传递着，王庆松已不知道住客是哪位了。

因为当初买的是“农民房”，宋庄地价上涨后，房子也纠缠上了官司，不断被出售房子的农民纠缠着。每一次，王庆松也都会应诉，因为“无论他说什么，当初买卖是自愿行为，所以这就是个信誉问题，从这点来说，他永远也告不赢”，王庆松说。而因为要求无理，有次开庭只几分钟便散了，法院也不想受理了。于是，房子的传奇便这样持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