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丨王庆松：跟谁学

1982年1月，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开始前的四十分钟推出了一档名为《跟我学》（Follow Me）的英文学习节目，从而掀起了一股英语热。这一档节目回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国对拥抱外部世界的渴望。此时，王庆松正值青春时期，对未来也充满着无限的想象与渴望。

时间流转到2003年，王庆松已经历了从学生到石油工人，再从学绘画到创作摄影的转变。个体生命随着社会的起伏而呈现出一种波澜壮阔般的变化。此时的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为进一步全面融入全球化发展做好了准备。然而，此时的王庆松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乐观地期待未来，甚至以一种审视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二十多年的社会与自身的变化。这一年，他创作了《跟我学》：一面巨大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中英文，这是王庆松收集的他关心的关键词，以及对应的蹩脚英文，而他模仿了教师，手拿着台球杆指向黑板，讲台上放着地球仪、毛笔、青花瓷笔筒、可口可乐以及英文书籍。不同的物品与信息杂糅在一起，展现出个体所遭遇的一种纷繁复杂的现实状态。

“跟我学”是基于“我”这一个独特个体及其经验的表述，这与作为英语节目的《跟我学》中学习对象的集体概念——英语世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跟“我”学什么？“我”不是作为“正确”和“标准”的载体，而是一个复杂、矛盾与困惑的主体。就像王庆松手中的台球杆所暗示的那样，在一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一切都像是一场游戏。当看到“跟我学”时，人们或许会想象两个相关的表述：“跟他学”和“跟你学”——事实上，他后来也的确创作了这两件作品。

《跟他学》中的“他”是诸多作者的代称，也是诸多知识生产者的指代。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与经验的客体化形式。巨大的书房象征着中国传统的“万卷书”，然而，伏案的读书人并没有实现“下笔如有神”的状态。这种反差不禁让人反思我们现实教育中对读书与求知关系的理解。如果说《跟我学》中的“我”是一个觉醒中的主体，那么，《跟他学》中的读书者，则是一个被困在他者世界的囚徒。

在创作《跟他学》时，王庆松更有意识地思考“学”的另一个对象：你。2013年，王庆松完成了《跟你学》的拍摄。与《跟我学》《跟他学》的方法一样，他也为拍摄搭建了一个巨型的教室，里面摆卖书桌，书桌上堆满了书籍。每个座位上都坐满了人，除了中间一位须发灰白打着吊水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趴在桌子上睡觉。教室的墙壁上以大字报的方式写满了公式、英文词句以及诸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标语。人们对这一教室场景以及标语并不陌生。我们在这样的教室里看不到任何的生机，相反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正如艺术家在标语中加入的问号所示：教育真的是根本吗？学习可以使人向上吗？显然，摄影本身既是提问，也是回答。那么，我们又不禁疑问，《跟你学》中的“你”是谁呢？对于熟悉该摄影中的经验人来说，答案是清晰而肯定的。

从《跟我学》《跟他学》到《跟你学》，时间跨度长达十年，然而，“跟谁学”并没有在“你”“我”“他”中获得最终的答案，这依然是王庆松持续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关于“跟谁学”的思考在他其它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学前班》（2002）、《疯狂阅读》（2013）、《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14）以及在2020年完成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甚至，今后的新作品中可能也会再次呈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跟谁学”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和学习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数十年中国对欧美世界的态度，人们主动以学习的姿态去拥抱曾经敌视的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们生活的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很难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正在变化着的现实。在这一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未来新世界的无知者，成为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新人。我们曾经笃信的经验不断瓦解，新的经验又无法确立时，一些问题便逐渐浮现出来。

跟谁学，是一个我们如何认识自身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也是理解当下与未来的问题。我们曾经将社会的变化放置在经济问题上，后来我们理解技术的更新对人的影响，而最近几年来的世界纷争，让人看到经济与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人的解放。无论是在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王庆松都没有盲从于所谓的时代潮流，而是作为一个经历者和旁观者审视着自己的生活与时代，然后以摄影作为媒介来提问：跟谁学？或许，“跟谁学”没有标准答案，又或许这是一个流动社会的谜题。

王庆松，1966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1991年-1993年 就读并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1993年至今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和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