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克鲁森 & 王庆松营造的“虚拟现实”社会

来源：丽水摄影节丨FIAP世界摄影人大会

初识格雷戈里·克鲁森是在20多年前的画册上，当时真的以为是电影剧照呢，后来慢慢地了解才知道，他是一个用制作电影场景方法进行摆拍的摄影家。

其实摆拍摄影手段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50年代，古斯塔夫·雷兰德就用置景摆拍方法创作了著名的摄影作品《生活的两个方面》，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是受当时的技术限制，操控这么大的场景就算在今天也是个难题，其次人们在证明摄影也可以和绘画一样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将摄影定义在“决定性瞬间”这个游戏法则里，突出摄影的突发性和纪实性，因此在相对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摄影在自己的范围里自High，极力想把快门的瞬间升华到一个哲学、美学、甚至宗教层面，而真正的结果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而格雷戈里·克鲁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像导演到一部电影那样，搭建完整场景、调度大量演员、置景、布光、后期合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完成一幅单张照片，作品都是大尺寸输出，追求画面的剧场感、史诗感，把摄影变成了“静态电影”，他沉浸在电影导演的世界里慢慢地组织、慢慢地摆拍，追求考究的灯光、乱真的实景效果。他的作品里面有角色、有情节，人物动态表情，最后的拍摄部分反而变成了最简单的一个环节，这种拍摄理念和瞬间抓拍思维是相反的，但其震撼程度绝不亚于绘画带给我们的视觉刺激，而且是更刺激，因为——它“真实”。

这就让我想起我的好朋友王庆松，他是中国当代最具先锋，最具有社会批判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每一幅都是宏大场景叙事，也是用摆拍手法，都是经过长期的思考策划、影棚搭建布局，动辄几十甚至上百的群众演员，复刻历史、现实社会场景。

他和克鲁森有相似的影像逻辑：“虚构的真实”。

他们两个人的创作理念都不是对现实的记录，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寓言图像。用虚构场景映射现实，画面充满暧昧、矛盾，用图像来讲述时代的问题，打通摄影、绘画、戏剧的边界。

而他们不同的地方却有很多：王庆松的作品更加直观和炽烈，让人不忍视但又不得不视，而克鲁森的作品更有田园牧歌一样的诗化情绪，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当代社会情态之下的隐喻。王庆松的作品里反映出自下而上的中国社会繁荣表象之下，隐藏着消费主义、文化碰撞、社会转型的矛盾。克鲁森的作品则是自上而下的反映着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现状下的孤独与焦虑。

王庆松作品大多表现的是社会群体状态，反映当下群体面临的各种问题；克鲁森的作品中则更多的表现个体的、孤独的疏离隔绝的人物，克鲁森的照片里更多充斥着个人化的情绪，里面的人物显得寂寞孤独和抑郁；王庆松的作品趋于动，偏于外向，画面热闹、艳俗夸张、情节滑稽，用荒诞戏谑的视觉手段讽刺现实，充满戏剧张力；克鲁森作品则趋于静，偏于内向，克制收敛，画面安静，具有悲剧情绪和色彩；王庆松的作品有戏仿因素，有向传统借力的手法，克鲁森作品里则寓言隐晦，偏向精神分析。

此外，像加拿大的杰夫·沃尔、南非的罗杰·拜伦、韩国的李智英，中国摄影家里如刘铮、缪晓春等，他们都是跨越了现实，用摄影的“真实”做幌子，营造出虚拟的现实。有的时候虚拟的比现实的还真实！

姚璐/文

格雷戈里·克鲁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