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未央

铭刻未央

文: 戴伦·约根森博士 , 向承美博士

王庆松的摄影以其宏大气势著称，揭示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拍摄对象置于精心布置的场景中，演员们不断地以工人、学生、专业人士、农民或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角色呈现自我，构成广阔的画面。作品中的细节，无论多么微小，均与整体构图相互关联，在这种大小之间的关系中，王庆松调和了中国的历史记忆。他出生并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时期经历改革开放的乐观氛围，近三十年来目睹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亲历了中国的剧烈变迁。

本次王庆松在澳大利亚的首次回顾展以《铭刻未央》为题，体现了他对历史遗忘的抵抗，同时揭示了塑造中国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遗产。在频繁变动、群体化及威权主义的环境下，中国不断重写自身历史，国家试图掩盖和抹去部分过去。王通过凸显这些历史片段，重建并呈现社会转型的过程，将被抹去的记忆转化为可见。他的影像在虚构的场景中铭刻集体记忆，即便这些片段在流逝，也被保留下来。然而，每一次铭刻都暗示其不完整性：记忆总在失落之中，铭刻总被延宕。

这种悲剧意识贯穿于王庆松作品之中。他的作品非轻松的社会讽刺，而是对历史重量、社会荒谬性及个体脆弱性的深刻凝视。舞台越复杂，动作越仪式化，观者越能感知背后缺席与徒劳的必然性。在宏大布景的震撼下，同时被不可逆转的时间流逝所困扰。

王庆松将自己视为记录者，社会生活的新闻记者。本展策展人及本文作者于2024年访问了他的工作室，作为中国艺术工作室及画廊学生参观的一部分。他表示：”我的作品并非对抗性的。我是社会记者，记录社会，而非与某事作斗争。”摄影的直接性及传达对象真实的能力，在国家迅速变化中营造了静止感。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你可能离开家多年，回来的时候发现老家已不复存在。”

在王庆松看来，摄影并非构建虚拟世界，而是对现实语境的深刻干预。他的影像始终扎根于社会领域，捕捉并阐释时代矛盾、集体困境与个体生存状态。他的布景作品不应被视为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提炼与再现。正如王庆松所言：”布景摄影比所谓真实更真实，因为它探索了我们实际体验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意识比世界本身更真实，因为在中国，对世界的体验从未是外在、疏离、独立存在的；中国生活体现的是对历史的直接体验。

这种”中国性”与历史意识，使王庆松的作品区别于欧美艺术家的画面摄影。迈克尔·弗雷德认为，欧美艺术家的画面摄影专注于自身构图，与文化政治世界相对独立。而王的作品则具有戏剧性，因为演员的姿态表现出对被摄影的意识。弗雷德对沉浸性的偏好源于一种欧美特有的艺术观，即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周围世界，”被吸收”于自身及其他艺术品内部关系中。

相反，王的作品沉浸于中国经验的集体戏剧。在其最著名作品《跟我学》（2003）中，他记录了中国教育的戏剧性与仪式性。由王本人扮演的教师直视观者，将我们卷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权威与层级之中。黑板上布满多种语言信息，杂乱难解，象征教育的创伤。《跟你学》（2013）延续此系列，学生被很多标语包围，例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标语，以及”我们为何做梦？””我们为何死亡？”等存在性问题。此系列课堂作品揭示了数亿人记忆中的教育创伤，将个人记忆转化为历史，同时呈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笼罩国家生活的忧郁情绪。

摄影在呈现中国现代化加速进程、乡村城市化、家庭分离、失业、不平等及消费文化异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思考2020年武汉疫情封城影像：这个拥有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街道空无一人，仿佛科幻场景，中国在此及诸多时刻预示了世界的未来。其大规模监控系统正在欧美复制，而群体化、成片公寓城市的建设，则成为全球城市化蓝图。

王庆松运用大幅摄影尝试呈现这一规模，重现中国及其历史的宏大场景。1990年代起，他受文革时期巡回演出的”样板戏”摄影影响，这些戏剧呈现理想的毛主义生活，宣传照片将演员组成小景，浓缩意识形态信息。面对观众时，王的主体在再现这些画面同时，将意识形态转化为寓言，呈现被意识形态掩盖的社会矛盾。

因此，王的摄影并非呈现艺术的独立领域，而保留了共产主义艺术对国家整体境况的表现方式。它属于后社会主义，艺术仍是国家无意识的表达。20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旨在完成毛主义中国的自我形象，而21世纪王的作品则突显国家理想的碎片与不一致性。通过历史无意识的布景，王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置于影像之中。

随着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向80年代欧美影响及改革开放过渡，样板戏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得过时。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使中国自我认知复杂化，外来时尚与电影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全球位置。《跟我学》标题源自1982年首播的国家电视节目，将王与他的国家及其理念介绍给”西方”。这一影响不仅限于文化，经济亦因外国投资而转型，包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投资。

在中苏共产主义国家哲学中，人创造世界，包括其痛苦，意识不可分离于集体创造。对于经历20世纪末及21世纪的人而言，王的摄影保存了集体经验，同时模拟其人工性。本展题目”未央”，意指”无尽”，象征记忆与历史的延续。记忆被铭刻，但铭刻注定不完整，属于不断展开的动荡历史系列。

王轻松作品的规模运用非形式技巧的展示，而是凝缩与戏剧化现实的策略。摄影的戏剧性呈现社会结构的荒谬与冲突。正如新闻报道通过选择叙事强调事件本质，王的摄影通过布景与编排，使复杂社会现象的结构可见，揭示其本质维度。在此意义上，他拓展了新闻摄影的纪录功能：影像记录”已发生之事”，并呈现当下的社会历史语境。通过戏剧化与象征性再造，他将现实转化为视觉寓言，赋予其更深的历史密度与文化共鸣。

因此，王自称”记者”不仅是职业身份，更是一种艺术立场。通过摄影，他不断见证、精炼并铭刻现实，将影像转化为集体记忆档案。他的作品不仅是当下的镜像，更是历史的舞台，既指向当下的即时性，又召唤深层文化记忆。这一独特立场使王庆松的摄影兼具新闻锐度与艺术深度。

王摄影的寓意功能，通过个体与景观同时作为演员与符号的集体记忆布景，依赖于集体伤痕与遗忘机制之间的张力。将个体集合于摄影舞台，他们的身体与姿态成为中国国家经验塑造与制度化的媒介。他的作品形成抵抗性档案，揭示教育、媒体及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叙事。抵抗集体经验遗忘，王的摄影既是见证也是干预。

在王的布景作品中，记忆是动态的、参与性的、可解释的。观者被吸引进入与过去的时间对话，成为寓言建构的共同参与者。每一姿态、动作与空间安排都作为助忆装置，唤起历史并为当代观众产生新共鸣。每一影像既是档案亦是寓言，引导观者进入记忆得以表演、历史得以质询、人类经验得以铭刻的空间。本展强调艺术作为集体记忆见证者与守护者的核心作用，提醒我们面对时间抹去时，记忆不断被重建，无意识在抵抗遗忘历史中持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