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碰撞中的文化
by CHRISTOPHER PHILLIPS
2019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从绘画转向摄影以来，北京艺术家王庆松创作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作品，探索中国与全球消费文化的持续碰触。 像电影导演一样，他采用电影制作的形式，邀请几十个至几百个模特演员，共同完成他构思的较为复杂的景象。由此产生的摄影作品经常包含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讽刺与反思，被重新诠释为一种有意而为之的尴尬。 他的作品为当今中国注入了新的亮点，其意义在于凸显对新的物质财富的依赖、对商业价值的不羁接受、对传统文化的遗忘，以及由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等问题。
由于利用大型影棚并邀请有特色的群众演员来创作巨幅彩色摄影作品，王庆松有时被比作像Jeff Wall一样的当代艺术家。 然而，更为恰当的应该是和George Grosz这位早期艺术家作比较，他那些德国魏玛时代的素描和油画同样充满了锐利的社会观察、讽刺的幽默、有时甚至是搞笑的夸张。王庆松的作品反映出艺术家对自己国家根深蒂固的依恋及他对繁荣时代的担忧，对当今中国社会“新贵品味”具有的“表面辉煌”退避三舍的态度。但他仍坚持说：“我喜欢中国古老文明，它提供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在这里明天又将发生新的变化。”
王庆松的人生经历让人想起在中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凡事不易，但一切皆有可能。”1966年王庆松出生在中国东北其父母工作所在地—大庆油田。他至今都很难解释，作为一个油田长大的男孩，他是如何决定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然而，他对完成这一目标遭遇到的重重阻碍毫不退缩，始终矢志不渝。最严峻的挑战是他的父亲在1981年的一次油田事故中去世后，整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十七岁的王庆松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在钻井平台上一干就是八年。在此期间，他继续参加业余艺术课学习，阅读艺术杂志，了解在中国涌现的关于独立艺术运动的新闻，并研究了徐冰、蔡国强等创作的非传统形式的艺术作品。 虽然他几次参加高考并向中国顶尖艺术院校递交了申请，但连年被拒。当他最终被重庆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录取时，已年过25岁，比他的大多数同学都要年长，最终于1993年从油画专业毕业。
当时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艺术院校学生毕业后学校不再包分配，王庆松意识到必须做出选择：只有成为一名独立的艺术家才能突破重围。于是1993年他就搬到北京。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刚刚开始引起国际关注。他在北京的第一年生活居所辗转、极度贫困。有两年多的时间，他离群索居，住在京北郊颐和园附近的圆明园艺术家村。尽管那里的许多艺术家生活都近乎贫困，但其中一些艺术家，如方力钧和岳敏君，已经可以出售他们的作品来改善生活。王庆松这一时期的油画作品同样受人亲睐，具有内省和表现主义风格，描绘了快要窒息的人物试图摆脱透明塑料对他们的束缚。最早真正赢得认可要归功于他加入的“艳俗艺术”小组，这是一个由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所倡导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具有波普主义风格的艺术团体。这个艺术现象只持续了几年。
1992年邓小平总理宣布“致富光荣”后，艳俗艺术首当其冲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动态一种新的艺术运动。那一时期， 中国新兴社会主要受商业、消费和快速致富思想的影响而非意识形态的影响。 正如当时许多艺术家所看到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消费文化的到来，而是这种粗俗的商业精神突然间腐蚀到整个文化领域。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空白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传统价值观遭到有意的破坏，当时文化领域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消失了，这就标志着毛时代的结束。正如栗宪庭所评论的那样，留下来填补那个时期产生的文化鸿沟的是这个国家不成熟但却突然增多的暴发户们的文化抱负。 “富裕带来的破坏”是早期一次艳俗艺术展的主题，组成该团体的艺术家包括祈志龙，徐一晖，杨卫，俸正杰，罗氏兄弟和王庆松，他们创作的作品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过分艳丽且炫耀做作的低俗品味。在深刻了解美国艺术家Jeff Koons所引入的媚俗美学的基础上，他们使用了非正统的创作技术，并从明显的“低”视觉来源中获取素材，例如街头广告，民间刺绣，媚俗陶瓷，新年日历和天鹅绒画等。艳俗艺术只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艺术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该团体的解散，但这个艺术思潮实际上抓住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政治命令为主”到“商业主导一切”的重大转变。
艳俗艺术除了为王庆松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外，也帮助他逐渐从绘画转向摄影，当时多变动荡的社会景观重新焕发了他的好奇心，他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多：他感到，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可以使他迅速地记录和评价席卷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变化。最初他尝试使用喷墨打印机将照片上的图像转印到晴纶绒或反光金属片上。随后作品中出现了一组数字蒙太奇的效果，例如此次展出作品《拿来千手观音系列》，在讽刺、嘲弄的幽默中使人回想起John Heartfield 或 George Grosz在达达时期的作品。虽然他早期的数字蒙太奇照片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艺术界的浓厚兴趣，但到了2000年，王庆松开始觉得使用非传统技术的构图方法和求新的打印形式不如他想象的对复杂情景、众多人物进行相对直接表述在艺术表达上更有意义。从那时起，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利用大型布景和表演模特以及他和他的助手团队在北京的多个工作室创作完成的。
MOPS目前的展览让观众可以追溯王庆松过去二十年创作的主要作品。 例如，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全球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可以在《拿来千手观音系列之一》（1999），《大摆战场》（2004）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14）中看到。《老栗夜宴图》（2000），《考古》（2004）和《希望之光》（2007）提出了商业价值的胜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败。中国教育系统的缺陷在于过份强调表面信息的积累，而非对知识本身的不断探索，这在王庆松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中得到了诠释，如《跟我学》（2003），《跟他学》（2010），《跟你学》（2013）和《疯狂阅读》（2013）。
王庆松说，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使人中国过去所有得到世人称赞的理想和美德都产生了怀疑。 他问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和集体经验会带来怎样的未来？ 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文化融合？ 虽然艺术家本人并未对未来做出预测，但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供人们思考将来的多种可能性。
(Translated by Wang Xinyang and Li Ying, 中文翻译：王鑫阳，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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