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 不和谐音尚存的中国
石宰晛
2019
《The Glorious Life》 ，中国的光辉岁月是怎样的呢？去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实现“中国梦”推动的声势浩大的经济振兴取得了辉煌硕果。若以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作喻，那中国则是实现了“大陆奇迹”。改革开放伊始1978年之际，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79美元，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亿美元。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村贫困人口达2亿5千万之多的落后农业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而今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谓是创造了翻天覆地的奇迹。可想而知，这种奇迹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何等辉煌。但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辉煌，中国也逃不脱为这份辉煌付出代价的命运。大陆处处变为工地，居住之处饱受公害污染困扰，忙于找工作的人们如流浪者般漂泊在高耸的水泥森林之中。四处蔓延的西方文化未能与中国的环境很好地兼容，不和谐便悄然侵袭至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人民、茫然的现实与荒诞的幻想之间。而将自己目击的众多不和谐音转化为作品主题，向世人展现这段光辉岁月的正是王庆松。
“艺术家如果仅为艺术而创作则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或工地，每每进城时我都会因为各种公害污染、社会不平等感到窒息，这一切使得艺术家不可能再仅仅为了艺术而创作。我认为如果艺术家无视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
谈到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王庆松不可或缺，不，是必须提到的人物。他对中国当代摄影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是公众认可的大师级人物。美术专业出身的他选择了摄影，因为他觉得摄影是一种能够反映中国现实矛盾的复杂性的创新媒介。王庆松的作品将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相结合，向一直此前停留在传统纪实的中国摄影界展示了全新的领域。他的作品将《The Glorious Life光辉岁月》的价值混乱现象讽刺而又愉快地、批判又不失艺术感地表现出来，赋予新的走向和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当代摄影的概念。
王庆松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北，过着典型中国人的生活，自出生到3岁时一直生活在黑龙江省，当时黑龙江是中苏对峙区域，所以他在很小时就对“坦克”有着极深的印象。之后去了湖北省，随着那里的沼泽变油田，他目睹了采油工们的生活。他的父亲也是一名井队干部，后因工去世，尚且年幼的王庆松便成为一家之长，担负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上大学后，他搬到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大城市的风景显得尤为陌生，为找一份工作而四处漂泊的人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学毕业定居北京后，城市化的大浪潮使他更加频繁地接触到种种不和谐的状况，前半生这所有的经历，日后便形成了王庆松作品的主题。
王庆松自小就表现出对美术独有的热情，20多岁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开始了油画创作，但1996年时他转变了想法，从油画创作中抽身而出，因为他意识到，当时发展成为新媒介的摄影才能真正将他所经历的光辉时代的多面性及那些剧变的瞬间，有创造性地表现出来。1997年他与妻子恋爱时期，第一次入手了美能达胶片相机，也正式开始了他的摄影创作。以家中小院里的石墙作为拍摄背景，1998年的作品《Thinker（思想者）》和《Catcher守望者》中本人出演模特，妻子为其按下快门。当时西方已经开始盛行自画像，而王庆松则因为担负不起一天1200元的模特费，而且在他所想表达的概念中，有些需要暴露身体的拍摄，就算是职业模特也很忌讳露脸，所以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人邓小平曾说过一句享誉世界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即黑猫白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风气就是以致富为荣，因为当时正值经济大发展，再加上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期待，人人都憧憬着美好未来与光辉年代的到来。而王庆松却有着与此相反的想法，他所捕捉到的是看似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背后隐含的黑色阴影，人性丧失、文化冲突、社会矛盾等，他反映了光辉岁月中的另一个“光辉岁月”，由伪造现实和虚假观点堆砌而成的经济发展背后的真相。
王庆松展示的作品概念简单用一个词可以定义为“角色扮演”。他常亲自上阵塑造看似荒诞却又新颖的人物形象，包括菩萨、历史文人、老师、军人以及流浪者等，初期主要通过电脑合成方式创作，2000年以后，多为摄影棚或者电影棚里直接置景创作。他创作出了令人瞠目的《UN Party国宴》（2007），仅出场人物就有1400多人，这些作品都以王庆松一贯的角色扮演方式展现了中国所经历的进退两难之社会困境。为了传达信息，他选择了导演编排的形式，而非普通的纪实照片，但他的形式可与最高制作水平比肩。在通过视觉方式传达自己的故事方面，他是一位直觉敏锐出众的摄影师，为了把像话剧表演般夸张的情形表现在一个场景中，他在拍摄之前会对时代背景和情况以及各人物性格和道具等小细节制作草图，以便将装置和行为艺术结合的诸多人物融合到一张照片中，他对草图的要求必然也极高，或许那份草图也可称为另一个作品。经过长期创作，王庆松意识到只有摄影这种媒介才能完美消化并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此后他便选择摄影作为固定的艺术形式。
其实很多人对王庆松的创作方式都很好奇，他的作品像是话剧表演，又像是电影场景，究竟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呢？例如42米长巨作《The History of Monuments(历史丰碑)》（2009-2010)是如何完成的呢？起初他的作品是通过PS做的合成照片作为草图，之后使用8x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开始了连续15天的拍摄。2014年利用空间特色，创作了巨大黑板前摆放着一对金字塔型梯子的双联作《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14)。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运用电影导演常用的技术在大型摄影棚创作的，将大画幅相机拍出的底片扫描打印，不仅分辨率极高，图片细节也十分精细。
和创作方式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王庆松的发型。自2000年代后期开始，他在作品中展现的发型便赋予了象征意义，因为他希望通过作品中出现在大城市经济至上主义背景下的自己，能够影射出软弱的知识分子、社会底层人、或接受治疗的患者形象。所以他在作品中一般会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背影，或扮演有偷窥癖的人，或扮演见证政治、社会现象的目击者，虽略显夸张，但他用艺术形式巧妙地将社会焦点升华为艺术，使观众对充满讽刺的形象一直保持质疑，这种表现力可谓是独树一帜。另外在他的最新作品《Blood-St ained Shirt血衣》(2018)中，为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收集了几年的服装标牌,剪出数千个品牌标识缝制成衣，我们可以看到他穿上这件衣服的样子，虽然只是大框架下一个小小的细节，但足以看出他为求完美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青年时期的王庆松一直留着长马尾发型，每每上街都会遭到公安的盘问，所以他总是将自己1997年首次参加海外展览时拿到的护照带在身上，因为当时护照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保证了他的身份。王庆松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社会所形成的稳定范围内，而是长久地驻足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某处，所以他刻画出光辉岁月背后情形的作品中，虽然使用了温暖的色感，但讥讽的色彩更加强烈。
“摄影师在了解社会时必须学习摄影背后的各种知识，只有对这个社会增加更多的了解，摄影才可以承载一些人类温暖……拍照时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没有想法、没有目的地去拍。尤其是在当今数码媒体时代，我们更应珍惜按下快门的机会。”
2018年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中，韩国入选为主宾国，首尔摄影博物馆（韩美摄影美术馆）作为代表机构受邀，举办大型摄影展，展示了韩国主要摄影师们的作品，我作为策划者一同出席了开幕式，这也成为一个纽带，促成了此次王庆松个展的举办。实际上200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察看中国的摄影现状，以一些特定作家为中心在韩国举办过几次群体展，这似乎证明了中国摄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次《王庆松：光辉岁月》个展是韩国首次举办的中国摄影艺术家大型个人展，首尔韩美摄影博物馆将挑选王庆松过去20多年间呕心沥血创作的摄影、影像作品，而且是最能帮助解读他的摄影发展形态的作品。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可以领略到王庆松长久以来坚持讲述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背景，以及中国当代摄影现状。这次展览迈出了通过摄影艺术积极推进中韩交流的第一步，也是系统了解中国当代摄影代表人物王庆松作品的绝佳机会，同时也希望经过此次交流，能够让仍处于迷雾般关系之中的片面抽象的中韩摄影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
|
